王安石变法的得失有哪些

首先，推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『富国』、『强兵』。虽然变法推行的时间不长，但得到很好的效果。在熙宁间的六、七年内，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共一万七百余处，溉田三十六万多顷，等于全国垦田数将近十分之一，令人民得到好处。 均输、青苗、免役、市易、方田均税等法之初步施行，有利于抑制豪强缙绅、高利贷者和富商大贾，给贫苦百姓带来一定好处。由三司制定的国家预算，大大裁减了冗费支出，每年可节省行政费十分之四。荒地的开垦和方田的丈量也使得政府税收有所增加。冗员冗兵的裁减，不仅使府库比前充实，也使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。当时全国保甲民兵约七百余万，为仁宗朝兵额之六倍，但训练费用仅占以前募兵费的五分之一。神宗时对辽、西夏作战虽仍不利，但熙宁六年曾收复了熙州、河州、洮州、岷州等地，使国防稍有改善，而神宗，哲宗二朝得获短期之安定局面。
但是，革新是很不容易的。先要有人敢创新，后因人们习惯旧事物，不接受新事物，会用尽方法去阻挠新事物的产生。变法的内容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，限制了他们对农民的剥削，打击了他们的经济特权，因此他们纷纷向神宗递上奏章和文书，攻击变法。这因此成为导火线。在进行变法前，王安石为人刚愎自用，未能接纳保受派的意见，使司马光等「旧党」大臣群起抨击，遂使新政的推行，倍觉困难。而王安石的变法中，朝臣认为新政违反祖制，有些富豪因新政损害他们的利益，故激烈反对。而且，王安石急于求成，在短短数年内，次第颁布纷繁的法例，一事未已，一事又兴，很难收到实际的成效。另用人但求拥护新法，而不问其品格，故幸进小人如曾布、魏继宗等均为所用 ，日后在变法派中起了分裂、破坏的作用。
自宋初以来，各级官员冗滥无能，基层吏胥贪墨枉法，故欲富国强兵非先澄清吏治不可。而王安石变法注重于理财，忽略了行政之改革。以百孔千苍之各级行政而欲其负责推行重大之变法，自不可能。在内政亟待改革的形势下，王安石又屡启边衅，对西夏等用兵，结果作战失利，使辽乘机略地，既损国威，又耗国力。加以久旱成灾，饥民流离失所，守旧派遂以天怒人怨为藉口，大肆攻击新政，使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亦大为动摇。新法本身也有缺点，例如贷款给农民，取息二分，仍嫌过高；农民借款容易，往往超借而难以清还。以上种种因素令都是导致黄安石变法失败的，其中变法主要在与保字势力的激烈争斗中败下阵来。

王安石变法的意义：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，充实了政府财政，提高了国防力量，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。
但是，变法在推行过程中，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，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（如保马法和青苗法），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，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。

扩展资料：
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，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，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，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、运销，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。
变法导致国富民贫，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“去重敛、宽农民、国用可足、民财不匮”是大相径庭的，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。变法在当时，也引起了扰民、损民的后果。
史称，免役法出，百姓都叫苦不迭，连担水、理发、茶贩之类的小买卖，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，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，税额比本钱还多，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。
保甲法推行时，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，民间发生了不止三、两起自残事件，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。1072年，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，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。

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，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“体用”“本末”和“义利之辨”思想传统的影响。王安石也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份子，这从他所谓“变风俗，立法度，最方今所急也……以礼义亷耻，由君子出故也”，以及“当深念国体，有先后缓急”云云，可以看出来。但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“理财”为急务时，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。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多数朝臣反对熙宁变法，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国的“国体”来说，“正义”显然不在新党方面。这个传统是如此的深厚，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宁二年三月以前的说法来反对自己，当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《周官新义》来为“理财”作合理性辩护时，那也是徒劳的。
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，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。这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“国用不足”和士风不正、吏治腐败。范仲淹在《奏上时务书》中说：“修辞者不求大才，明经者不问大旨。师道既废，文风益浇。诏令虽繁，何以戒劝？士无廉让，职此之由。其源未澄，欲波之清，臣未之信也。傥国家不思改作，因循其弊，官乱于上，风坏于下，恐非国家之福也。”在范仲淹看来，“今之县令循例而授，多非清识之士。衰老者为子孙之计，则志在苞苴，动皆徇己；少壮者耻州县之职，则政多苟且，举必近名。……以一邑观之，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，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！”他认为“固邦本，救民之弊”必须首先“举县令，择郡守”，“慎选举，敦教育”，这样才可以解决“簿书不精，吏胥不畏，徭役不均，刑罚不中，民利不作，民害不去”等等问题（参见《范文正公集》卷八《上执政书》）。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思想本来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，这也就是他在给仁宗上的《言事书》中所说，当时如欲“改易更革”，“其势必不能”，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，“朝廷每一令下，其意虽善，在位者犹不能推行，使膏泽加于民，而吏辄缘之为奸，以扰百姓”，因此“方今之急，在于人才而已”。后来熙宁变法的失败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也是因为“吏缘为奸，掊克日深，民受其病”，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，不问民之贫富，强行“抑配”，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，与民争利，搞得“纷纷扰扰，莫安其居”。这就是说，当时的熙宁变法起码应该考虑“理财”和任贤授能、礼义教化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。而宋神宗却一味地强调“当今理财最为急务”，王安石也俯就、迎合这一旨意，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。

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，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“体用”“本末”和“义利之辨”思想传统的影响。王安石也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份子，这从他所谓“变风俗，立法度，最方今所急也……以礼义亷耻，由君子出故也”，以及“当深念国体，有先后缓急”云云，可以看出来。但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“理财”为急务时，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。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多数朝臣反对熙宁变法，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国的“国体”来说，“正义”显然不在新党方面。这个传统是如此的深厚，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宁二年三月以前的说法来反对自己，当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《周官新义》来为“理财”作合理性辩护时，那也是徒劳的。
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，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。这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“国用不足”和士风不正、吏治腐败。范仲淹在《奏上时务书》中说：“修辞者不求大才，明经者不问大旨。师道既废，文风益浇。诏令虽繁，何以戒劝？士无廉让，职此之由。其源未澄，欲波之清，臣未之信也。傥国家不思改作，因循其弊，官乱于上，风坏于下，恐非国家之福也。”在范仲淹看来，“今之县令循例而授，多非清识之士。衰老者为子孙之计，则志在苞苴，动皆徇己；少壮者耻州县之职，则政多苟且，举必近名。……以一邑观之，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，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！”他认为“固邦本，救民之弊”必须首先“举县令，择郡守”，“慎选举，敦教育”，这样才可以解决“簿书不精，吏胥不畏，徭役不均，刑罚不中，民利不作，民害不去”等等问题（参见《范文正公集》卷八《上执政书》）。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思想本来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，这也就是他在给仁宗上的《言事书》中所说，当时如欲“改易更革”，“其势必不能”，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，“朝廷每一令下，其意虽善，在位者犹不能推行，使膏泽加于民，而吏辄缘之为奸，以扰百姓”，因此“方今之急，在于人才而已”。后来熙宁变法的失败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也是因为“吏缘为奸，掊克日深，民受其病”，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，不问民之贫富，强行“抑配”，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，与民争利，搞得“纷纷扰扰，莫安其居”。这就是说，当时的熙宁变法起码应该考虑“理财”和任贤授能、礼义教化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。而宋神宗却一味地强调“当今理财最为急务”，王安石也俯就、迎合这一旨意，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。

安石变法是一场重大的制度变迁，必须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强对其发展变化过程的描述和阐释。众所周知，制度史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的重要园地之一，春华秋实，硕果累累。进入20世纪以来，中外学者进一步努力开创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，并在实践中提出不少颇有借鉴价值的理论和主张。例如，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·C·诺思所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，就是一种颇适用于制度史研究的新的分析工具。再如，邓小南教授主张“走向‘活’的制度史”，她认为，“所谓‘活’的制度史，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，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，注重发展变迁和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”；“有‘运作’、有‘过程’才有‘制度”。此类理论和主张对于李金水进行选题研究的具体指导意义在于，不止要关注王安石变法的制度条文本身，更要注重其实施状况与调整变化。因此，如果能在前人的基础上，把王安石变法的诸项财政经济变法之由来、推行及其调整，尽可能完整详细地揭示出来，然后水到渠成地分析、总结其成败得失，庶几可使王安石变法这一制度变迁史鲜活一些。
　　第二，在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实拖过程中，要更多地关注朝廷决策与地方官府执行状况的互动关系，特别是地方官府推行变法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影响。这是因为，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中央
　　集权的王朝，王安石变法虽然是由朝廷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，但是其财政经济类的变法涉及国计民生，只有通过地方官府才能付诸实施。时人关于变法是非的各种议论，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地
　　方官员的言行直接相关。换言之，王安石变法得失成败的缘由，除了制度设计与制度调整的当否之外，在更多的场合是取决于地方官府的实际执行状况。因此，如果能够对地方官府实施变法的
　　各种具体情况加以揭示和阐述，庶几也可使王安石变法这一制度变迁史鲜活一些

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,主要与王安石的什么思想有关?
但是，因为变法的不良运作，造成了百姓利益的损害。但是他们两人的争辩，在本质上还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，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。连王安石后来自己都承认司马光是真君子，对事不认人。也许是司马光当时的历史条件，缺乏现代经济学理论，不能有力的说明变法的坏处，只能靠经验和感觉，就是觉得不妥。由于后来...

为什么苏轼阻止王安石变法
苏轼在仁宗朝时就主张改革,但他不同意王安石的“激进”措施,因此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批判和抵制。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,概括起来可分为“前批判”(推行新法时期)和“后批判”(变法失败后)两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为“前批判”时期,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分析批判王安石新变法的弊害。 熙宁二年(1069)春季,苏轼从四川老家...

为什么苏轼阻止王安石变法
苏轼之所以批评和反对王安石变法吗，是因为王安石新法的核心是“富国”而“贫民”。推行《青苗法》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，其实质就是国家以“贷款”为名，用高达40%至60%的年利率强迫向农民征收新税，穷苦百姓是难以承受这种“高息贷款”的。王安石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《市易法》，其实质就是...

王安石变法失败遭嘲弄,为何宋史称其“虎头牛耳”?
王安石领导的“熙宁变法”，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。变法失败后，士大夫不是对变法利弊得失的权衡总结，而多是对王安石个人的嘲弄和攻击，他们或从形象、习惯入手，或从性格、经历着笔，给王安石贴上了一系列神神叨叨和稀奇古怪的标签，颇见搞笑的一面。宋人正史或野史，连篇累牍地围绕他的外貌做文章，或说...

王安石变法过程中,司马光为什么极力的反对?
那么，那么好的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遭到司马光的反对呢？虽然，王安石变法的立场和出发点是好的，能够改变北宋的官场弊端，国家弊政，富国强军的迫切需要。但是好的出发不一定有好的结果。王安石推出的“王安石变法”。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，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，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，建议朝廷改革...

王安石变法什么时候学的
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、富国强兵、挽救政治危机为目标，以“理财”、“整军”为中心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等多个方面，是中国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。这场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的积贫积弱局面，充实了政府财政，提高了国防力量。同时，也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...

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
主要是政见不同。苏轼与王安石的主要分歧是在财税政策改革上，王安石搞租税、差役、兵役等货币化改革，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，而苏轼则主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，认为政府不应当与小民争利。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很大。苏轼与司马光等人是不同的，只有王安石赞同的，司马光一律反对，而苏轼则是相结平和...

关于王安石的写作素材
得与失 写王安石，在于王安石变法 得失最好写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王安石的得，一方面是大宋朝的得 另一方面是王安石的失与大宋朝的失 这样立意会高很多 王安石失去了仕途于前程，因为变法失败了，但得到了名声与千年来人们的尊重 大宋朝得到了暂时的安稳，但是去了人才，失去了首付北方的最后机会 得与失 ...

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成败利钝
青苗法,又称常平新法,是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中颁布的一项重要的农业信贷法令。关于青苗法之得失,历来争议不断、褒贬不一。且让我们回归青苗法的本来面目,从解读青苗法制度设计本身看起,辨析各家史料所载的青苗法的得失,从而对王安石青苗法之得失进行重新的审视与探究。首先,让我们来看看青苗法法令的原篇。关于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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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分）（4）北魏孝文帝改革：较为客观公正；商鞅变法：符合事实，有一定的道理；王安石变法：存在偏见，失之片面。王安石变法：背景：北宋中期社会矛盾尖锐，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局面，面临着严重边患。措施：通过青苗法．农田水利法．市易法．将兵法等理财和军事措施，促进了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增加了政府...